一位好老师不但可以改变一批又一批学生的命运，也能改变时代，甚至能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。

  “两弹一星”就是这样的工程，“两弹一星元勋”就是改变时代和国运的人。有位科学家虽不在此列，却被称为“蘑菇云的打造者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“大师的大师”！

  就连邓稼先、钱三强、朱光亚等元勋见到了他，都要毕恭毕敬地喊一声“先生”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杨振宁、李政道，也曾受业于他。

  而促成此事的人，还是“懂王”特朗普的叔叔，他在麻省理工当过教授。也正是这位教授的欣赏和一记助攻，帮赵忠尧获得了加速器，为中国核武器的研究按下了加速键。

  1902年，赵忠尧生于浙江诸暨，因父亲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痛心疾首，对他寄予厚望，无奈赵忠尧自幼体弱，体育课总拿0分。

  18岁那年，赵忠尧不负众望，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（后扩建为东南大学），就读于数理化部。

  1924年春，22岁的他提前半年修完了高师的学分，正是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，准备继续深造时，一个噩耗传来……

  他向母校写信求职，被推荐给叶企孙先生当物理系助教，边教书边学习，补足高师与本科的学分差额，获得东南大学的毕业资格。

  1925年，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，请叶先生回母校任教，赵忠尧便随恩师一同北上。

  师生二人在清华成立物理系，创办物理实验室，赵忠尧一边继续进修，一边教授实验课，王淦昌、周同庆等人都是他的学生。

  在清华，赵忠尧日渐感受到，中国与西方科研水平的巨大差距，而无法接触到世界科学技术前沿，更让他焦急万分！

  1927年，他等不及清华六年一度的公费出国名额，决定自费留学，向老师和朋友借了些钱，又申请了清华每月40美元的半费补助金。

  出国前夕，他与郑毓英完婚，婚后，妻子回到诸暨，帮他照顾年届古稀的老母亲。

  没了后顾之忧，赵忠尧带上简单的生活用品，便只身远渡重洋，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，师从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密立根教授。

  他认为那个课题虽然容易获得学位，但学不到多少东西，回国后也派不上用场，便要求换一个。

  要知道，在那个教授代表权威的时代，赵忠尧的要求不仅有违加州理工学院的惯例，也是密立根执教以来从未遇到的。

  但他还是破例，给赵忠尧换了个新课题，《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测量》。

  师生二人谁也没料到，这个被嫌弃的课题，竟意外把赵忠尧，推向了一项震惊世界的伟大发现！

  1930年，赵忠尧不仅顺利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，还在实验中发现，当硬γ射线通过重元素时测得的吸收系数，竟比公式的结果大了约40%。

  通过实验，他发现伴随着硬γ射线在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，还存在一种各向同性的、能量约等于一个电子质量的特殊辐射，于是写成论文发表。

  后来事实上，这种反常吸收是由于部分硬γ射线，经过原子核附近时转化为正负电子对，而赵忠尧发现的特殊辐射，则是一对正负电子湮灭，并转化为一对光子的湮灭辐射。

  也就是说，28岁的赵忠尧，成为人类历史上，第一个观测到正电子（电子的反物质）的产生和湮灭的人，也是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！

  两年后，赵忠尧的同学安德逊受他启发，在宇宙线的云雾室照片中，发现了正电子径迹。

  又过了几个月后，布莱克特、奥恰里尼又发现了更多的正电子，并对正负电子对产生与湮灭的机制，做出了合理解释。

  也就是说，赵忠尧才是第一个发现正电子的人，而安德逊等人的发现，建立在他的工作基础上。

  但遗憾的是，由于他的论文太简短，与它所包含的内容不甚相称，再加上布莱克特、奥恰里尼的引述错误，将赵忠尧的成就埋没了。

  后来，安德逊、布莱克特分别获得1936年、194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，而最早发现正电子的赵忠尧，却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……

  曾任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主任的，瑞典皇家学会爱克斯朋教授坦言：“这是一个很令人不安的，没法再弥补的疏漏，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，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！”

  虽然错失诺贝尔奖，但赵忠尧并没有怨天尤人，因为他来美国不是为了获奖，而是为学习前沿科技，振兴中国科学！

  成功拿到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，他前往德国哈罗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， 后又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，师从原子核大师卢瑟福。

  1931年，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，东三省沦陷，国难当头，赵忠尧焦灼万分，准备提前回国，探索救国之路。

  同年年底，他归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，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，在中国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，并主持建立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，钱三强、何泽慧、彭桓武等人，都是他的学生。

  他边教书，边用盖革计数器进行γ射线、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，立志科技救国。

  此外，他还尝试平民教育，在河北定县农村搞了一个实验点，想要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，可惜没多久华北沦陷，平民教育不了了之。

  当时，中国的工业极其落后，就连像铅笔这样简单的产品，也要从国外购入铅芯等半成品，然后在国内加工成成品。

  于是，工作之余，赵忠尧省吃俭用，和叶企孙、施汝为等人，集资创办“长城铅笔厂”。

  他从国外购置机器，在国内生产，“小则可以发展实用科学，大则创办国产工业”，“长城牌铅笔”由此问世。

  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，由于时局动荡，资金不足，铅笔厂易手了。山河破碎，赵忠尧的科研之路，也被迫中断。

  《南渡北归》中记载，1937年10月，日军占领清华园后，赵忠尧冒死潜返实验室，取回装着50毫克放射性镭的铅筒。

  为掩人耳目，他将铅筒装进咸菜坛子，死死抱在胸前，混入难民中，在战火纷飞中风餐露宿，颠沛流离，九死一生，走了整整一个多月。

  抵达长沙的临时校区时，原本玉树临风的海归教授，已经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“乞丐”，这个事迹流传甚广，赵忠尧也因此“成名”。

  此人名叫阎裕昌，是清华的保管员。日军占领清华园后，他拒不交出实验室钥匙，遭到毒打，后偷偷将实验室里的镭转移到家中，再送交给在天津的叶企孙运往昆明的西南联大。

  这一教就是8年，在那里，他为祖国培养了不少科学家的新星，李政道、杨振宁、邓稼先、朱光亚等人，都曾受业于他。

  1945年冬，赵忠尧应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之邀，前往重庆，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。

  第二年，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做试验，赵忠尧作为科学家代表，登上“潘敏娜” 号驱逐舰，在离比基尼岛二十多公里的海面上，观看了的爆炸过程。

  当壮观的蘑菇云翻腾而起时，赵忠尧成了全中国第一个亲眼看到爆炸的人，他惊讶于核爆的惊人能量，心中百感交集：我们中国，何时才能释放出这样巨大的能量呢？

  但当时一整的加速器，至少要40万美元，而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，只筹了5万美元给赵忠尧，根本买不到加速器。

  他决定自己设计一台加速器，只在美国购买国内难以买到的零部件，虽然极其费时费力，但可以省下不少钱。

  幸运的是，赵忠尧遇见了一个贵人，这人就是川普引以为傲的叔叔，约翰·乔治·特朗普。

  为了设计加速器，赵忠尧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的静电加速器实验室，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管的制造。

  和他的侄子不同，约翰为人和气，十分热心，非常支持赵忠尧的工作，给了他不少帮助。

  约翰不仅向赵忠尧提供资料，还给他介绍专家，帮他处理问题，又将实验室里准备拆掉的一台旧的大气型静电加速器，当作“废品”转给他。

  赵忠尧也很拼，辗转于各大研究机构，一边学习新的前沿科技，一边采购加速器零部件，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。

  经过三年的努力，他的任务终于完成了，就在这时，祖国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。

  为躲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海关的严密检查，他将自己收集到的加速器零部件，分装成30多个箱子，与购买的教学设备混装，陆续运回中国。

  直到1950年8月，他终于拿到过境香港的签证，和钱学森、邓稼先等100多名留美学者一起，登上了回国的“威尔逊总统号”。

  可正要启航时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上船搜查，将钱学森800多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扣留，钱学森本人也被指为“毛的间谍”，被押送到特米那岛上关了起来。

  船开到日本横滨时，赵忠尧和另外两名学者，又被美军便衣人员，以“可能携带秘密资料”为由，逐件搜查行李，连一块肥皂都不放过……

  消息一出，立马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，周总理为此发表严正声明，强烈抗议美国，世界科学组织，也对美国的丑行“深表遗憾”。

  迫于新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，美国当局不得已，才将关押47天之久的三位科学家，移交给台湾驻日代表机关监视。

  这期间，台湾当局派出代表，对赵忠尧威逼利诱，承诺只要他们去台湾，一切好商量，但赵忠尧完全不为所动，坚持回到祖国大陆。

  1951年1月，赵忠尧抵达北京，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、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，亲自主持了欢迎宴会，李四光、竺可桢、吴有训、钱三强等数十名科学家齐聚一堂欢迎他回归。

  不久，赵忠尧将决定中国核事业命运的加速器核心元件，交给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。

  几年后，被美国认为“抵得上五个师”的钱学森，也终于历经磨难，辗转回到祖国。由此，中国的“两弹一星”事业，正式拉开帷幕！

  同年，赵忠尧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并用带回的器材和零件，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。1958年，他又主持研制成功，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。

  这两台加速器的研制，推动了我国的真空技术、高电压技术、离子源技术及核物理实验的发展，对我国核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  同年，赵忠尧又马不停蹄地，开始负责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，并担任系主任。

  在那场运动中，赵忠尧被打成，十几年都无法正常工作，因此错过了“两弹一星”的研制。

  直到1973年，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，赵忠尧终于恢复工作，担任副所长，主管实验物理部。

  1984年，高能加速器的建造被提上日程，尽管年事已高，赵忠尧仍积极参加实验基地的建设，并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。

  五年后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点安装就位，他又作为鉴别判定技术专家，郑重地在鉴定书上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  这一年，赵忠尧已经87岁了，虽然错过了一个科学家建功立业、发光发热的黄金期，但仍在尽力发挥最后的余热。

  1995年，“何梁何利基金委员会”奖励给他10万港币，他全部捐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，作为科学基金，奖励给有成就的科学青年。

  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回想自己一生，经历过许多坎坷，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，科学发达。我们已尽了自己的力量，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，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，继续努力。”

  鸿儒硕辅，高山仰止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，赵老虽然错失诺贝尔奖，也错过了两弹一星，却是当之无愧的“无冕之王”，他培养出来的优秀科学家学生，就是他最好的“勋章”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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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本文素材来源：中央电视台、中国新闻网、光明日报、人民网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官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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